第388章 莫普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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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88章 莫普拉
我們在愛德梅服喪期滿後回到聖賽韋爾，我們的婚禮早已確定在這時舉行。當我們離開這個使我們倆都深惡痛絕、苦不堪言的省份時，我們以為絕不會感到有回來的必要；然而，童年的回憶和家庭生活的聯系是那麽有力，即使置身在景色迷人、不可能勾起任何傷心事的地方，我們也很快懷念起我們淒涼、荒僻的瓦雷納，為花園裏那些老櫟樹嘆息。我們懷著發自內心、甚至帶有敬意的喜悅心情回來。愛德梅關心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園子采集美麗的花，跪著獻在她父親的墳上。我們吻著這塊神聖的土地，發誓要不懈地努力，像他一樣地光大門楣。他經常把這種抱負發展成弱點，但這是一種高貴的弱點，一種神聖的虛榮心。
我們的婚禮在村子的小教堂內舉行，喜慶限於家庭規模；除了阿瑟、神甫、馬爾卡斯、帕希昂斯，沒有任何外人參加我們簡樸的喜宴。我們幹嗎要不相幹的人來目睹我們的幸福呢？他們或許會以為，通過他們的大駕光臨掩飾我們的家聲之玷是給我們莫大的面子呢。我們在自己人中間已夠幸福而快活的了。我們心中的情誼已達到飽和狀態。我們的自尊心太強，不願向任何人乞求友情；我們彼此已心滿意足，沒有更多的需求。帕希昂斯回到他的小屋中去了，他始終拒絕對自己樸素的隱居生活作任何改變，每周有幾天繼續盡他“大法官”和“財務官”的職責。馬爾卡斯留在我身邊直到故世，這發生在接近法國革命的末期；我但願通過無私的友誼和親密的交往，已盡我最大可能報答了他的思情。
阿瑟為我們犧牲了他的一年光陰，下不了決心放棄對他祖國的愛，放棄以他的知識和勞動的成果報效祖國、對祖國的進步作出貢獻的願望。他返回費城；我鰥居之後，曾去那兒看望過他。
我不給你們描繪我跟高尚而善良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如何幸福美滿；這樣的歲月是難以形容的。失去它們之後，如果不竭力避免多想，就會叫人痛不欲生。她給我生了六個孩子，其中四個還活在世上，全都安居樂業。我相信他們最終會抹去祖先身後留下的可悲的名聲。我遵從愛德梅臨終的囑咐，為他們而活著。請允許我不給你們進一步講述喪事。這一損失對我來說僅僅過去十年，如今我仍和當初一樣感到痛心。我不尋求自慰，而是要力爭使自己配得上她，在度過了考驗期之後，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跟我生活中神聖的伴侶會合。她是我終生惟一所愛的女子；從來沒有別的女子吸引過我的目光，感受過我的摟抱。我生性如此；我愛什麽，就永恒地愛，無論是過去，現在，或者將來，都始終不渝。
法國大革命的風暴沒有摧毀我們的生命；革命喚起的激情也沒有擾亂我們和諧的家庭生活。我們心甘情願地將一大部分財產捐獻給共和國，認為這是正當的犧牲。神甫被流血鬥爭嚇怕了，當時代的需要超出他靈魂的力量時，他就偶爾放棄宗教信仰。他是家庭中的吉倫特黨人①——
①吉倫特派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代表大中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黨派。1792年8月執政後，反對革命深人發展，1793年6月巴黎人民起義時垮臺。
愛德梅同樣十分敏感，卻具有更大的勇氣。她作為女人，又富有同情心，為所有黨派的災難深感痛苦。她為她時代的不幸而傷心；但她從未低估偉大而聖潔的狂熱。她始終忠於她的絕對平等的學說。在山岳派①的行動使神甫生氣和灰心的時期，她慷慨地犧牲了自己的愛國熱忱，體貼地從不在他面前提起某些會使他發抖的名字；她敬仰這些名字，信服的程度是我在別的女人身上從未見過的——
①山岳派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中的革命民主派，因坐於會議大廳的最高處得名。1792年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，其著名領袖是羅伯斯比爾、丹東和馬拉。
至於我，可以說正是愛德梅教育了我。在我整個人生過程中，我完全信賴她的明智和公正。當我熱情沖動，想扮演一個深孚眾望的領袖角色時，她阻止我，提醒說我的名字會妨礙我對某個階級的影響；他們不信任我，以為我想依靠他們恢覆我的貴族地位。當敵人兵臨法國城下時，她送我去以志願兵身份服役；當共和國傾覆，軍人生涯成為滿足野心的手段時，她把我叫回來，說道：
“今後別再離開我。”
帕希昂斯在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他被一致推舉為他區裏的法官。他的廉正，他在城堡和茅屋之間不偏不倚的態度，他的堅定和智慧，在瓦雷納留下不可磨滅的回憶。
戰爭期間，我有機會救了德-拉馬爾什先生的性命，幫他逃亡國外。
以上，我想，莫普拉老人說，就是在我一生中愛德梅起了作用的全部事件，剩下的不值一提了。如果這個故事裏有什麽教益，那就好好利用吧，年輕人。你們要盼望有個坦率的勸告者，嚴厲的凈友。別愛奉承你們的人，而要愛糾正你們缺點的人。別太相信顱相學；我有高度隆起的頭蓋骨所顯示的殺人天性，就像愛德梅以幽默、傷感的語氣經常說的，我們家的人“生來好殺”。別信奉宿命論，或者至少別勸任何人聽天由命。這就是我的故事的寓意。
這樣說著，年老的貝爾納請我們吃了一頓爽口的晚餐，又繼續跟我們談了一個晚上而沒有表現出思想混亂或倦意。我們求他對他所謂的他的故事的寓意再稍加發揮，於是他進一步作了概括性的論述，其觀點的明晰和通情達理使我們產生了強烈的印象。
他說，我給你們談到顱相學，用意不在於批評這樣一種思想體系，它在補充系統的生理學觀察範圍內有好的方面；生理學觀察旨在增進對人的了解。我運用“顱相學”這個術語，因為現今我們相信的惟一宿命，就是我們都由自己的天性所創造。我不認為，顱相學比任何這類思想體系更傾向於命裏註定的觀點。拉瓦特①在他那個時代也曾被指控為宣揚宿命論，其實他是《福音書》歷來培養的最信奉基督教的人——
①拉瓦特（1741-1801），瑞士作家、思想家、神學家，曾著書介紹相面術。
孩子們，別相信任何絕對、必然的宿命；然而你們得承認，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們的天性、官能、搖籃時代的印象、童年時期最早的環境——一句話，受到主宰我們的靈魂發展的整個外部世界的影響。如果你們願意對罪犯寬容，就是說像上帝那樣公正，因為在上帝的判決中有許多仁慈，否則他的公正就會是不完備的，那麽你們還得承認，我們在善與惡之間選擇時並不總是絕對自由的。
上面我所說的也許不太正統，但我向你們保證，這是真實的，是合乎基督教義的。人之初，性本不惡；人之初，性本也不善，這正與我親愛的愛德梅的老師若望一雅克-盧梭所主張的相反。人生下來就有或多或少的七情六欲，就有或多或少的精力去滿足這些情欲，就有或多或少的才能在社會內或好或壞地利用這些情欲。教育既能夠也應當對一切找到補救的辦法。需要解決的重大難題是，要找到適合每個人的個別教育。普及的一般性教育看來是必要的，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，教育應當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呢？我深信，如果我十歲時得以上學，我可能早就變得文明了；然而會不會有人像愛德梅所做的那樣，善於糾正我強烈的欲念，教我克制它們呢？我對此懷疑。每個人都需要有人愛，好有點存在的價值；但愛的方式應當因人而異：這個人需要不倦的寬容，那個人需要持久的嚴厲。在解決適合每個人的普及教育問題之前，你們先致力於互相糾正缺點吧。
你們問我為什麽？我的答覆是簡短的：只要你們彼此真誠相愛——風俗正是這樣對法律產生影響的，你們就能最終取消最恐怖、最無情的刑法，取消以牙還牙的懲罰法，廢除死刑，這種刑法不是別的，只是宿命原則的認可，因為它假定罪犯不可救藥，上帝毫不容情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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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在愛德梅服喪期滿後回到聖賽韋爾，我們的婚禮早已確定在這時舉行。當我們離開這個使我們倆都深惡痛絕、苦不堪言的省份時，我們以為絕不會感到有回來的必要；然而，童年的回憶和家庭生活的聯系是那麽有力，即使置身在景色迷人、不可能勾起任何傷心事的地方，我們也很快懷念起我們淒涼、荒僻的瓦雷納，為花園裏那些老櫟樹嘆息。我們懷著發自內心、甚至帶有敬意的喜悅心情回來。愛德梅關心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園子采集美麗的花，跪著獻在她父親的墳上。我們吻著這塊神聖的土地，發誓要不懈地努力，像他一樣地光大門楣。他經常把這種抱負發展成弱點，但這是一種高貴的弱點，一種神聖的虛榮心。
我們的婚禮在村子的小教堂內舉行，喜慶限於家庭規模；除了阿瑟、神甫、馬爾卡斯、帕希昂斯，沒有任何外人參加我們簡樸的喜宴。我們幹嗎要不相幹的人來目睹我們的幸福呢？他們或許會以為，通過他們的大駕光臨掩飾我們的家聲之玷是給我們莫大的面子呢。我們在自己人中間已夠幸福而快活的了。我們心中的情誼已達到飽和狀態。我們的自尊心太強，不願向任何人乞求友情；我們彼此已心滿意足，沒有更多的需求。帕希昂斯回到他的小屋中去了，他始終拒絕對自己樸素的隱居生活作任何改變，每周有幾天繼續盡他“大法官”和“財務官”的職責。馬爾卡斯留在我身邊直到故世，這發生在接近法國革命的末期；我但願通過無私的友誼和親密的交往，已盡我最大可能報答了他的思情。
阿瑟為我們犧牲了他的一年光陰，下不了決心放棄對他祖國的愛，放棄以他的知識和勞動的成果報效祖國、對祖國的進步作出貢獻的願望。他返回費城；我鰥居之後，曾去那兒看望過他。
我不給你們描繪我跟高尚而善良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如何幸福美滿；這樣的歲月是難以形容的。失去它們之後，如果不竭力避免多想，就會叫人痛不欲生。她給我生了六個孩子，其中四個還活在世上，全都安居樂業。我相信他們最終會抹去祖先身後留下的可悲的名聲。我遵從愛德梅臨終的囑咐，為他們而活著。請允許我不給你們進一步講述喪事。這一損失對我來說僅僅過去十年，如今我仍和當初一樣感到痛心。我不尋求自慰，而是要力爭使自己配得上她，在度過了考驗期之後，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跟我生活中神聖的伴侶會合。她是我終生惟一所愛的女子；從來沒有別的女子吸引過我的目光，感受過我的摟抱。我生性如此；我愛什麽，就永恒地愛，無論是過去，現在，或者將來，都始終不渝。
法國大革命的風暴沒有摧毀我們的生命；革命喚起的激情也沒有擾亂我們和諧的家庭生活。我們心甘情願地將一大部分財產捐獻給共和國，認為這是正當的犧牲。神甫被流血鬥爭嚇怕了，當時代的需要超出他靈魂的力量時，他就偶爾放棄宗教信仰。他是家庭中的吉倫特黨人①——
①吉倫特派是法國大革命時期代表大中工商業資產階級的黨派。1792年8月執政後，反對革命深人發展，1793年6月巴黎人民起義時垮臺。
愛德梅同樣十分敏感，卻具有更大的勇氣。她作為女人，又富有同情心，為所有黨派的災難深感痛苦。她為她時代的不幸而傷心；但她從未低估偉大而聖潔的狂熱。她始終忠於她的絕對平等的學說。在山岳派①的行動使神甫生氣和灰心的時期，她慷慨地犧牲了自己的愛國熱忱，體貼地從不在他面前提起某些會使他發抖的名字；她敬仰這些名字，信服的程度是我在別的女人身上從未見過的——
①山岳派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中的革命民主派，因坐於會議大廳的最高處得名。1792年吉倫特派退出雅各賓俱樂部後，山岳派實際上成為雅各賓派，其著名領袖是羅伯斯比爾、丹東和馬拉。
至於我，可以說正是愛德梅教育了我。在我整個人生過程中，我完全信賴她的明智和公正。當我熱情沖動，想扮演一個深孚眾望的領袖角色時，她阻止我，提醒說我的名字會妨礙我對某個階級的影響；他們不信任我，以為我想依靠他們恢覆我的貴族地位。當敵人兵臨法國城下時，她送我去以志願兵身份服役；當共和國傾覆，軍人生涯成為滿足野心的手段時，她把我叫回來，說道：
“今後別再離開我。”
帕希昂斯在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他被一致推舉為他區裏的法官。他的廉正，他在城堡和茅屋之間不偏不倚的態度，他的堅定和智慧，在瓦雷納留下不可磨滅的回憶。
戰爭期間，我有機會救了德-拉馬爾什先生的性命，幫他逃亡國外。
以上，我想，莫普拉老人說，就是在我一生中愛德梅起了作用的全部事件，剩下的不值一提了。如果這個故事裏有什麽教益，那就好好利用吧，年輕人。你們要盼望有個坦率的勸告者，嚴厲的凈友。別愛奉承你們的人，而要愛糾正你們缺點的人。別太相信顱相學；我有高度隆起的頭蓋骨所顯示的殺人天性，就像愛德梅以幽默、傷感的語氣經常說的，我們家的人“生來好殺”。別信奉宿命論，或者至少別勸任何人聽天由命。這就是我的故事的寓意。
這樣說著，年老的貝爾納請我們吃了一頓爽口的晚餐，又繼續跟我們談了一個晚上而沒有表現出思想混亂或倦意。我們求他對他所謂的他的故事的寓意再稍加發揮，於是他進一步作了概括性的論述，其觀點的明晰和通情達理使我們產生了強烈的印象。
他說，我給你們談到顱相學，用意不在於批評這樣一種思想體系，它在補充系統的生理學觀察範圍內有好的方面；生理學觀察旨在增進對人的了解。我運用“顱相學”這個術語，因為現今我們相信的惟一宿命，就是我們都由自己的天性所創造。我不認為，顱相學比任何這類思想體系更傾向於命裏註定的觀點。拉瓦特①在他那個時代也曾被指控為宣揚宿命論，其實他是《福音書》歷來培養的最信奉基督教的人——
①拉瓦特（1741-1801），瑞士作家、思想家、神學家，曾著書介紹相面術。
孩子們，別相信任何絕對、必然的宿命；然而你們得承認，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我們的天性、官能、搖籃時代的印象、童年時期最早的環境——一句話，受到主宰我們的靈魂發展的整個外部世界的影響。如果你們願意對罪犯寬容，就是說像上帝那樣公正，因為在上帝的判決中有許多仁慈，否則他的公正就會是不完備的，那麽你們還得承認，我們在善與惡之間選擇時並不總是絕對自由的。
上面我所說的也許不太正統，但我向你們保證，這是真實的，是合乎基督教義的。人之初，性本不惡；人之初，性本也不善，這正與我親愛的愛德梅的老師若望一雅克-盧梭所主張的相反。人生下來就有或多或少的七情六欲，就有或多或少的精力去滿足這些情欲，就有或多或少的才能在社會內或好或壞地利用這些情欲。教育既能夠也應當對一切找到補救的辦法。需要解決的重大難題是，要找到適合每個人的個別教育。普及的一般性教育看來是必要的，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，教育應當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呢？我深信，如果我十歲時得以上學，我可能早就變得文明了；然而會不會有人像愛德梅所做的那樣，善於糾正我強烈的欲念，教我克制它們呢？我對此懷疑。每個人都需要有人愛，好有點存在的價值；但愛的方式應當因人而異：這個人需要不倦的寬容，那個人需要持久的嚴厲。在解決適合每個人的普及教育問題之前，你們先致力於互相糾正缺點吧。
你們問我為什麽？我的答覆是簡短的：只要你們彼此真誠相愛——風俗正是這樣對法律產生影響的，你們就能最終取消最恐怖、最無情的刑法，取消以牙還牙的懲罰法，廢除死刑，這種刑法不是別的，只是宿命原則的認可，因為它假定罪犯不可救藥，上帝毫不容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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